3分钟100%解决法律问题
免费法律咨询 >> 法律常识 >> 综合 >> 告慰英灵李文亮——更应该对训诫者还以训诫
第二篇 案件背景事实篇（下篇）
作者 王利南
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伍、关于本案背景事实的第五个焦点问题，汉口官家与北京专家究竟是谁误导了谁，谁才是制造了这一场弥天大谎而造成疫情蔓延举国劫难的真凶？
死亡数千，染病数万，谁应该为这一场庚子国难负责？流言四起，一片责骂声中，也一直还有人推脱说汉口官家反复否认有“人传人”问题是他们受到了北京前两批专家组的误导，换言之，在一直瞒报新冠病毒感染会人传人这个问题上，汉口官家或者北京专家，究竟是谁误导了谁，才导致迟迟没有对于新冠病毒过强的传染力做出警报，使得该疫情被不断扩大蔓延全国？
我们按照一些相关网媒所总结的一幕幕甩锅大战的思路，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和补充，在这里将这个多幕剧再度欣赏一下，大概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赖捷先生在刷屏精选上专门详细地梳理了汉口官家和北京专家们彼此甩锅的多幕剧，在基本保留原作内容的基础上，我们这里也略微进行了一些补充和改编，在此摘要并演绎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就欣赏一下这些官员们的精彩表演吧。
第一回合 市长书记轮番上阵 首席专家一带驳回
第一回合就一波三折，虽然看着无意，但是点到为止以及欲言又止的剧情绝对可以让你体会到啥叫说者有心了，还是看看捂过汗的周市长当时面对网民一片质询，是怎样抢先拉开序幕的吧。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主持人董倩的采访明确甩锅给了上面
——（摆在面前的困难是）控制思想，因为病毒性疾病病毒的威胁，按照传染病的管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包括我们的班子成员，也不是人人都知道，他当书记我们当市长，那么相关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怕造成恐慌，要把事先事情做好。(16:00)
（关于央视主持人董倩对于恐慌存在与否的提问）因为现在疫情都亮开了，表现的都是不变的，治病不便，出行不便，恐慌是我们不知道、无形的压力，现在大家看得清楚，感染那是个什么状况，感染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外部威胁，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恐惧了，因为明了了，如果说不有效面对，不斩断传染源、不控制传播途径，你就要被传染，大家清楚以后就不是恐惧了，而是怎么把这种工作做好了责任和压力了。(16:01)
疫情发生以后，因为疫情在不断地发展，从最初的判断，就是一般的病毒毒性不强，传播力不强，到后来第二轮说人与人之间有限性的传播，到后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快速传播。所以我们的工作就不断地升级，应该说至少近十来天吧，我们都是，我们所谓的工作班子、市委、政府、包括我们各个区县相关的部门，这些同志都是连轴转。(16:02)
（关于这次突发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对于政府运行的考验问题，这是）严峻的考验，……其实我们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也有战胜困难的干部队伍，但是对战胜这种病毒性的困难，大家有一个认识过程。那么这次武汉的这种病毒性肺炎的威胁，它很像2003年北京加广州的压力。2003年非典疫源在广州，重灾区在北京，今年疫源在武汉重灾区在武汉，所以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家压力都很大。特别是医疗资源，武汉市也是全国特别重要的医学中心，在这方面能力好于很多城市，但是面对一下突如其来的这么大的传染病的资源的需求，就捉襟见肘了，所以各方面的矛盾就充分暴露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市委政府的班子大家毫无疑问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所以这种连轴转，而且还转得不好，这些问题就出现了。(16:03)
（关于你们怎么能够得到既及时又准确的信息？能够让你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的问题)这次我们的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也有我们利用很多有效信息来完善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而且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强硬的措施上，不是慢半拍，那是可以说是硬了一拍，比如说关闭离汉通道的问题，暂停我们的城市的地铁、公交、轮渡，包括武汉出去的长途公交车，这是很果断的。(16:04)
画外音——
周市长话里有话的偷换概念值得玩味——央视主持人所提问的信息原本应该是有关于疫情的信息获取以及向大众进行信息披露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层次信息概念。而周先望话锋一转，指向的是自己有没有权力公布疫情信息的信息，这是第二个层次得信息概念；
“疫情发生以后，因为疫情在不断地发展，从最初的判断，就是一般的病毒毒性不强，传播力不强，到后来第二轮说人与人之间有限性的传播，到后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快速传播。”疫情发展显然与疫病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感染性能力大小有关，问题在于，这种疫病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感染性能力大小是不断增强的还是本来就强，难道疫病也像台风一样，其传染能力有一个后期增强的过程？显然不是。那么问题就在于先前掌握不掌握其传染性和传染能力，如果说不掌握，那是能力和技术的问题，如果说已经掌握但是不允许暴露其传染性，显然这是主观意志和主观态度问题。
一场疫情自武汉发起爆发最后蔓延到全国，身为武汉一市之长的周先旺是何时获得这个传染病的信息，难道最初身为一市之长竟然向百姓做出个警报部署个防疫抗疫工作竟然还需要授权，需要什么人授权？ 这里边似乎是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其一是在这场疾病未被确认为传染病的阶段，汉口官家①需不需要掌握相关信息，又实际上已经②掌握了什么样的信息以及③需不需要向武汉的百姓披露这些信息；其次是这场疾病被确认为传染病以后，④武汉官方有没有权力向社会大众公布疫情信息并如何安排全市的防疫抗疫工作问题。
针对于前面记者所讲的第一个疫情信息概念，周先旺这样的回答央视记者，一方面意味着，武汉地方政府掌握的信息肯定是比发布的信息要多，他自己说的“披露不及时”，似乎也是检讨自己当然是他们的责任；
而另一方面又似乎是在辩解自己也撞上了罗生门，（就在这里周市长开始转换成第二个“信息”的概念了）是因为自己掌握了似乎是不应该由武汉政府进行公布的信息——这里是针对于前述第④个问题，这里的“信息”就是指自己有没有公布和发布权的“信息”，由此他希望点出来的问题就是，列为传染病以后疫情信息的发布就不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发布不及时也不是自己的责任而应该是上一级政府的责任或者权力？
所以，如果是在第二阶段周市长这样讲似乎多少也还像是有点道理。但是在此以前，这就完全应该是周市长应尽应份的事情吧。接着又说“授权之后才能披露”，那么是谁应该给他们授权，而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没有及时授权？我们的疫情防疫体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响应策略和相关机制究竟都有没有问题？还是武汉市政府在执行国家疫情政策以及应急管理体系、响应策略和相关机制等相关法律制度上才有问题。实际上这里应该是涉及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两个法律的执行问题，而周市长则是偷换概念拧到了一起甚至有意识的借此混淆责任和推脱责任。
所以说，有关疫情的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并不冲突。因为疫情信息发布和预警之间有非常最关键的两点区别。其一是疫情发布，是对巳经明确的疫情进行公开；预警是对还没有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疫情进行前置式的警示。其次是疫情发布要求准确全面；预警采用的是“疑有从有”的原则。问题在于，我们再绕回到刚才第一个层次的信息概念（①②③里提及的信息），我们要问的是，武汉市政府究竟起初对于这场疾病的信息掌握和理解到了什么程度？就信息上报这个话题而言，有没有及时将疫情信息进行上报？又是将什么样疫情信息在多少尺度的范围内进行了上报？是上报信息不完整，还是上级部门不允许发布？
总之，现在我们得到大量信息就是，汉口官家其实是一直在隐瞒了医护人员被大面积感染的信息，所以“人不传人”的这个盖子，显然是汉口官家自己盖上的，为什么要一直等到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18日到达武汉之后才能揭开，当然这时候省市两个级别的两组两会已经都盛大结束了，而且应该是疫情扩散的程度已经无法继续隐瞒下去了。所以，就此而言，除非还有有一种极小极小的可能，那就是汉口官家瞒报以及以查处网络谣传者名义炮制假新闻打压封口的确是经过上级部门批准的，否则其无论怎样甩锅。其中的应该承担责任都是逃不脱的。
三天后，专家组首席专家员曾光的间接回应
刚刚过了三天，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接受胡锡进采访，间接回应周市长甩过来的大锅——“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
话外音——
①“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注——这个应该似乎是在承认专家组有不足的地方；钟南山院士在1月27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其实我们在2019年12月31日就明确了新的病原体，1月3日分离出了病毒株，1月7日就报告了地方和国家CDC（指武汉、湖北和国家疾控中心，两相对比，北京来的专家组对于信息的掌握确实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
②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注——曾光在这里开始提到决策和决策权问题，责任主体也已经开始转换）
③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直言地方官员出于政治视角以及维稳、民众心态、新春气氛等考虑所以对外通报真相上有犹豫，而习惯性借口维稳拖延疫情的防控工作也是大有可能的，所以第一时间捂嘴也是他们的习惯性冲动）
市长吃瘪，书记上阵。马书记的“愧疚”语焉不详
时隔刚刚一天时间，1月31日，前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采访时，承认采取管控措施晚了，其原话为：“我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马国强回顾了疫情防控早期错过的重要节点：“1月12日、13日，又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随着病例数的增加，特别是泰国曝出第一例从武汉去旅游的人确诊之后，我们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等措施。”
话外音——在当天这一大段的采访中他还提到两个时间点： 一是12月30日、31日，武汉将情况上报国家卫健委。 二是1月12日、13日，泰国曝出第一例感染者后，武汉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等措施。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国强承认管控晚了是工作疏漏问题，不等于证实存在瞒报，通看这篇采访，马国强的核心意思是——我没有当机立断。言外之意，发心良好，没有功劳有苦劳。但是，周市长和马书记多次强调的上报一说，坊间并没有看到具体时间和相关细节。究竟是如实上报，还是欲说还休遮遮掩掩我们也都不可知。
对于第二句“1月12日、13日，又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随着病例数的增加，特别是泰国嚗出第一例从武汉去旅游的人确诊之后，我们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等措施。”从中我们也不难听出，在1月12、13日的时候，武汉政府其实掌握了“病例增加”的信息，与此同时，武汉卫健委却仍然每天在官网上通报：没有新增病例。难道说，市委书记知道的事情，卫健委不知道？一句话，领导都知道但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
背景墙——
①让人感觉很可笑也更可怕的是，经济学家华生在相关网文里提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则是在12月30日晚上网冲浪时注意到疫情，随后报告了卫健委领导。这就和马书记所谓的上报有了矛盾。
还有，1月22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019年的12月30日，国家卫健委获悉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一时间派出国家工作组和专家组，这里的用词是——“国家卫健委获悉”。未说明主动还是被动。似乎也可以印证是华生所提出的高福在12月30日从网上看到主动打电话给武汉疾控中心确认后才报告给国家卫健委的这一说法。假设武汉方面确实是上报了情况，那么真的也在“上报情况”之中上报了这场疫病最可怕的问题就是能够“人传人”的情况吗，这一点民间肯定是无从知晓的。
②在湖北疫情严峻大环境之中，有一个地方却很特别。那就是，潜江市。
离武汉仅百公里的潜江市，人口百万之多，交通往来、物资供应、疫情防控方面的压力肯定不小，而到目前为止，潜江市大发病率和致死率均列全省第二，仅比遍布原始森林的神农架区稍高一点。
就在2020年1月15日，武汉市官方发布“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的消息时，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和市长龚定荣就嗅觉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首先，潜江在1月17日上午，就及时收治和集中管理了32位确诊的肺炎发热病人，那时候钟南山院士还没有到武汉。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和市长从武汉得到一些疫情消息之后，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先对潜江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城，要知道对潜江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城，必须上报，批准后才可以进行，这就是政治规矩。不报先做，这就是风险，搞不好是要掉乌纱帽的。但是为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他们甘冒丢官的风险，比武汉早一个星期就果断封城。潜江是整个湖北省第一时间封城、第一时间终止所有娱乐活动、第一时间出台了很严格的禁足命令的市级单位。但恰恰是潜江市委政府的“决断早、力度大、言入心”，让潜江市稳稳地挡住了病毒的侵袭。不得不说潜江市的种种行动简直堪称模范！
大武汉哪，还是要继续捂汗，一直到捂不住为止嘛。
现在武汉的官员们还在哪里捂汗哪，我们也还是很想知道。
第二回合
疾控中心的直报系统为啥失灵？
现副主任和前副主任各有回应！
原副主任杨工焕——重金打造的直报系统缘何失灵？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工焕表示，中国疾控中心有专门监测系统，医院医生可以每天直接进行网络汇报，而且不是逐级报告，医院医生在网络系统中点击了报告病例，中国疾控中心就应该能收到。
2月2日，杨功焕这位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或许是忍无可忍，在这一天的深夜，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直指二元卫生体系缺陷，呼吁反思和追责。
“有人说，现在重要的是战胜病毒，而不是反思或追责。我觉得，反思和追责，是战胜病毒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又怎知如何战胜病毒？”这篇文章从起笔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杨功焕在首先强调病毒溯源的重要性之后，同时也肯定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在面对传染病方面，我们国家有非常先进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肯定是比许多国家好得多，整体指挥和调度的能力也很强。”
杨功焕笔锋接着就立即转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疑问上，话里话外意味深长：“但也确实有一些因素影响了疫情的发展。那就是一些人员，从官员到专业人员，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危害，以及发生爆发流行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反而是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上的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训诫医生的举动。
画外音————
杨功焕这一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过分担心政治稳定也是一种内心不自信的状态，换言之，这种恐惧感本身也是社会正常运行之中的一种负能量。训诫医生，捂嘴缝口，制裁吹哨人，不让社会良心循环，也即是不让社会良性循环。不是疫情直报系统和传染病防控体系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一切政治挂帅过度担忧社会稳态出问题，但是社会不是少数人管理者的社会，不能表达公义也就是不能表达公共意志，也就难以在大范围内高效率地实现公共利益。这样的结果就是眼前的停摆状态，大部分武汉人束手无策，也无力自救，就不是靠自己独立负责，而是等待他人援手或者政府拯救，他们都回归退行到了婴儿状态——等待呀等待，不等待又如期奈何。
杨功焕说：其实，我们的直报系统在几个小时就能把信息上达国家机构。很多国家没有中国的直报系统，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依靠追踪当地的媒体报道、学术杂志等手段来发现疫情。“我们有直报系统，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如果尽早知道疫情，一些控制措施可以在疫情在较小规模时得到控制，然而，走到了不采取“封城”这样的措施就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些都是有待改进的一面。”
此次疫情为何会扩散蔓延？这位前中国疾控中心官员同样直言不讳：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号通报说没有人传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犯了大忌，影响到后边的防控措施了。在传染病的面前，怎么可以这样做？这必然会引发大问题。
因为，“在传染病防控的时候，即使这个病毒还没有搞清楚、还在讨论判断过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须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早在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报告的病例中，就存在人传人，特别是家庭聚集性的传染。”
既然这样，为什么疾控部门自己就不能直接发布疫情通报呢？对此，杨功焕也说了，中国的疾控体系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事业单位，所以没有权力来发布疫情信息。
“把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完全分开，卫生体系这样做其实是有些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要参照其他国家，其实没有中国这样二元的做法。美国疾控中心只有国家一级，在州以下它就是卫生局，所有的疾控任务都是卫生局的人在做。”杨功焕接着表示，“我们应该把疾控工作详细分解以后，某些部门合并到卫生局，这样的话卫生局就不仅仅只是一个行政管理工作，就像公安局也会有很多刑侦技术人员一样。”
但疾控部门就没有失职吗？“我觉得他们失职主要是，第一，有些专家出来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不严谨的话。第二要问他们内部是不是跟武汉市卫生部门提了建议，当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议，我们不知道而已。”杨功焕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里最后写道。
杨功焕说的失职的“第一条”可能暗有所指。比如，两批专家组到了武汉之后都成为“人不传人”和“可防可控”之类散布祥和气氛避免社会恐慌意识的源头。再比如，1月22日，也就是武汉封城前，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还言之凿凿的说，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而恰恰在两天前的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已经明确公开表示“人传人”了。即使在对外宣布新冠疫情后，高先生依然乐观的说，“预计元宵节情况就能好转”。——这也是激起社会对于高福不满而流言四起的原因。至于此前的国家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就更被成为这一场疫情的“冷笑话”了——这位专家一边说，“可防可治”“不会人传人”，一边自己又遭到了感染，简直是太雷人了。有人说，身为科学家务必严谨慎言，不能一时兴起胡乱拍胸脯，否则真的也是一种社会病毒。至于第二条，也正是汉口官家和北京专家彼此甩锅的格局的内在原因。
现任副主任冯子健——新型冠状病毒（当时）未列入法定传染病
中国疾控中心现任副主任冯子健说，新型冠状病毒（在病毒初期之时）未列入法定传染病，无法使用两个小时直达国家层面的网络直报系统。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针对1月16日一些医务人员感染治疗的消息，他回应说，不是特别清楚CDC是否收到信息，他还说，数据上报层级很多，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数据上报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我没有详细了解”。
新型冠状病毒未列入“法定传染病”之前，无法使用2个小时直达国家层面的网络直报系统，“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
话外音——
“这一表态中提及的疫情上报多层级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已经建立的系统直报构成了冲突。若按照冯子健的表述，则说明我国出于吸取SARS教训而建立的传染病例直报系统，至少在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并未发挥关键作用。
——背景墙
国家重金打造的这个传染病疫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究竟是如何运行的？何以在此次疫情中其未能及时启动？对新发现的传染性疾病的报告，其是否存在漏洞？近几日又有网文披露，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为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管理后，才在网络直报系统中上报病例。以贵州为例，1月21日开始在网络直报系统中上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信息。目前得到的结论，应该说是，武汉地区则是从1月24日正式上线运行。
也有相关媒体报道，武汉从发现第一例病例开始，一直到1月24日，整整28天，都没有使用这套直报系统。武汉采用了人工上报的方法，由医院通过口头、电话、邮件等方式报告给区一级卫健委和CDC，然后再经过市、省，逐级上报给中国CDC。这种操作让疫情监测效率瞬间退回到了2003年的前非典时代。……让中国CDC掌握的疫情信息不仅是滞后的，而且是严重残缺的。（见《财经》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武汉通过“网络直报”方式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始于1月3日，大约在1月上旬后停止了。冯子健说：“（2019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国家卫健委介入调查之后，要求武汉把病例通过网络直报报上来，有这个要求，他们确实报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停下来了。”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也对记者证实了上述说法。她说，自己咨询过国家CDC相关人员，得知去年12月没有接到“直报”。“他们说1月3日到1月10日左右，接到过武汉直报过来的信息，但后面就忽然停了。直到1月24日新冠肺炎加入到网络直报系统中后，才恢复上报。”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获得了武汉市一家三甲医院公共卫生科的一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下称《疫情处置说明》），里面详细记录了该院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16日之间的“不明原因肺炎”上报情况。相关记录与冯子健、杨功焕的说法相符。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不同成员向记者证实，1月3日前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和地方专家组共同起草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由武汉市卫健委制定下发。其中对“病例的发现与报告”一项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疾病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门，由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本单位专家组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直报病种选择“不明原因肺炎”。
前述武汉三甲医院的《疫情处置说明》记录：“1月4日，我们收到了市卫健委下发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指导手册，指导手册上面显示，对于疑似病例，院内需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根据这份记录，1月5日，该医院所在的辖区卫健委组织开会，“传达市级指导手册的精神”。区卫健委要求在“市级指导手册精神”的基础上，加入“区级组织专家会诊”的流程，即医院专家会诊和区级专家会诊均不能排除其他疾病后，才能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一位武汉市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医生在接诊过程中，只要在电子病历系统中输入传染病名称缩写，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传染病报告卡，供医生填报。这位医生说，网络直报系统是专用网络，一般由医院公共卫生科或者医院感染办公室等相关部门收集病例，并负责上传、直报。
武汉这家医院的《疫情处置说明》显示了该院的上报记录：1月8日-10日3天，分别上报了9张、4张和1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在连续3天网络直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这家医院停止了上报。
1月12日上午，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处长带队到该院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省市联合确定后报卡。
武汉多家医院医生向记者反映了另一个不利于新发病例上报的原因：1月3日前后，他们收到了通过口头传达的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他们认为，这个标准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排查标准过于“苛刻”，即使临床收治了很多此后经过核酸检测确诊的病人，但当时都不符合标准。一位医生说： “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一个都报不上去。”
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武汉的医院系统没有网络直报，而武汉市有关部门却对外无通报或通报“无增长”。 但这并不代表没有病例出现。中国疾控中心后续回溯病例发现，以发病日统计，2019年12月31日前就有104人感染。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等人在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介绍，武汉早期425个确诊病例中，1月1日到11日之间发病的有248人，1月12日到22日发病的有130人。其中，1月1日到1月11日之间，武汉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肺炎。医务人员感染是病毒“人传人”的重要指标。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对记者说，他在中国疾控中心曾管过17年的全国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疫情分析。虽然存在报告机制，但如果地方不报告，就形同虚设。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头（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催下面报告。这样的问题都出现了，下面捂不住了，上面催他们报告。”
而围绕着武汉疫情发展过程，这个直报系统或者说CDC这个疾控中心看起来没有发挥啥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武汉方面对医院上报病例限制了诸多条件，比如，对于该项病毒病例的遴选上就有诸如要必须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必须符合病毒检测呈阳性，但是又因检测材料或设备、人手等诸多原因导致走“马”换“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量病患无法获得检测机会也就不能被纳入到这个病毒感染识别的目标范围，等等诸种原因吧，所以不管这套系统是否运行，它最基础的环节可能就失效了。经济学家华生，把这次疫情中的直报系统比作“马奇诺防线”：本以为固若金汤、一定可以拒病毒于千里之外的直报系统，竟然形同虚设，丝毫没有起到监测作用。
国家卫健委官网2月发布的一则信息透露：1月14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讲政治、顾大局”，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卫生健康系统的头等大事来抓，会上要求“强化系统内、部门间、区域间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
由于我国的行政体系实行分级管理，所以各级CDC都是本级卫健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并不隶属于上一级CDC。就是说，武汉CDC的上级主管部门是武汉卫健委，而不是中国CDC。同时，各级疾控中心负责检查、督查疫情报告系统的及时性、敏感性和报告率、漏报率等，结果要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各级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中心不仅要检查省级疾控中心的报告情况，还要检查基层医院和社区发病情况以验证疫情报告系统的及时性、敏感性和报告率、漏报率。所以，武汉各医院没有使用直报系统，追究起来，其实是武汉卫健委的责任。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武汉市有没有报告，国家疾控中心应该检查、督查，及时弄清情况。尤其是在已经发现疫情严重的武汉地区如果没有报告，国家疾控中心有没有及时发现这一异常情况？有没有就这种异常向国家卫健委反映？如果没有反映，国家疾控中心就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而如果有反映，而国家卫健委并没有引起重视，显然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第三回合
“可防可控”王广发坦言自己保守判断
“同行专家”匿名承认在武汉受到瞒骗
王广发 ——“可防可控论”是专家组集体意见
作为亲临武汉的现场的国家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王广发1月10日晚，接受了相关媒体的采访。由此也留下了坊间广为流传的一句对于“砖家说法”的传神描述“人不传人是高福，可防可控王广发”。
王广发说，目前病人的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大部分患者病情属于轻到中度，紧接着就因为受到人传人感染而入院就医，一时间也成为举国笑谈而受到网媒质疑也被推上了口水汹涌的风口浪尖。……而到了2月2日，舆论漩涡中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回应了自己在1月10日引发质疑的“可防可控论”。
简单概述他对此解释核心意思就两个，一是我们拿到的资料有限，二是这个“可防可控”的判断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我们掌握的资料是比较有限的，从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当时给我们的资料是41例确诊病例，这当中有两起聚集性病例，我们请教过CDC的专家，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这需要流行病学专家来回答。当时我们确实没有证据，不是个人去判断疫情，而是集体一起研判，但是研判的资料，必须得是没问题的。原始的资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拿到，判断上就会失误。
王广发接回顾自己去武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和被感染及治疗的经过。他解释自己在被感染初期，开始也误判自己是流感而在家隔离，事态严重后才去医院住院治疗，看来王广发包括对于自己身体的判断等等，每每做出判断都是过度乐观了一些。但是对于该可防可控的结论，王广发对此解释说：专家和大众讲话是要传递信息，让公众有信心。而我也提醒公众要注意个人的防护。当时他去武汉的时候就觉得这次疫情不是太简单，当时疫情还不是很明了，人传人情况到底如何，都不是很明确。对于一种新的疾病，诊断和认识确实有一个过程。所以当记者假设给他第二次判断机会的时候，王广发到最后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认为可防可控的这一保守判断。
关于资料掌握情况，王广发表示我们也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份报告，因为它是二手资料（就此而言似乎是当地卫健委应该是提供了一点材料），主要是当地的CDC（疾控中心）和卫健委报上来的，我们也下去看病人。而在财经杂志专访报道中，专家们似乎被当地政府部门和医院方面牵着鼻子走，大部分时候是靠汇报和材料获取的信息。
其次，王广发称，我看到发热门诊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肺部的CT片子是非常典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当时拥挤在医院的这类病人数量并不少，但是医院还能够应付，他表示，这是1月14号、15号我们了解的情况。于是专家组对有些单位提建议，不能让病人都淤积在发热门诊。
这段话似乎也同样可能说明，第二批专家组至少在考察后期对可能存在的人传人应该是有一定认知的和担忧，而不是完全不知道的——总之，不管是疏于防范也好还是输于防范也好，从王广发亲身也感染了病毒这一事实，似乎也可以证明王广发自己判断倾向于保守的情况是大有可能确实存在的，如果一定要对其本人下个结论，似乎归类为乐观天真类型也并无不可。
同行专家——在武汉受到医院和当地陪同官员的瞒骗
与王广发所持相信自己完全是出于保守判断的观点相反，根据财经杂志2月25日晚的重磅报道与王广发同行的另外一位第二批专家则匿名承认自己这一行实际是遭到了地方上的隐瞒和欺骗。
这位匿名专家向《财经》记者强调，当时专家组在武汉掌握的信息和资料有限，因为并没有掌握到有医务人员受到感染的证据，所以无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他表示，“有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虽然事后看，当时武汉确实是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病例，但这位专家称，当时专家组并不掌握这样的相关信息是因为当地卫健委主要领导陪同下医院方面都向专家组隐瞒了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情况。
在武汉期间，专家组特别注意医务人员有没有感染，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事后来看，专家组当时在武汉了解到的并非全部实情。这位专家还表示，第二批专家组到武汉后很多信息都不掌握。“我们就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就此提法可能和王广发提到的应该是有个二手材料的说法略有出入，也可能这个医生相对严谨一点，没有把武汉当地提供给王广发的那个二手材料当成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我们特别关心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每一个地方都要问。我们当时听说哪有医务人员感染，都会一个个打电话去问，结果最后得到信息根本不是。医护人员的感染区我们也没看到，谁知道他们在哪。这么大的院区，我们没有办法找。当时陪同专家组的人就有医院领导和卫健委的人都在。“人传人”的问题是这种传染病里是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没有告诉我们实情，从现在真实的情况看来，他们是有人在说谎。我们是1月10日以后去的同济医院（事实上陆俊医生应该是在1月6日就确诊被感染了。专家这一说法也可以和很多医生在采访时候表示受到医院以及监察部门严格规劝不得泄密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我认为，医务人员的感染情况，应该一个一个地去追，医院报告给谁了，最终这个信息报告到哪儿被阻断了？但是，他们地方上根本不合作，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比如医务人员感染的事，你哪怕报一个医务人员感染，我们也就意识到它有传染性。
我们去了以后，就接到指示，大概内容是：属地管理，地方为主，专家组是帮忙的（——请注意，这个指示显然不应该理解成是出自于武汉当地，而提示意在帮忙，也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限制了专家的探究清楚的愿望）再以后，湖北、武汉各自有自己的专家组，对病人的救治，主要由他们负责。我们主要的任务，一个是当时接待港澳台的代表团（——接待港澳代表团，这种地陪本来是武汉当地领导的工作，让北京来的专家做接待，无疑这是一种帮忙作秀的姿态，也决定了此行本意按照所谓指示的领导来看也就是一种作秀），另外一个是，我们去发热门诊了解情况。病原找到后，在发布消息以前，专家组成员和地方上开过一次会。我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到底有多少病例？在武汉提供的病例资料里面，有41例是实验室检测结果确诊的，除了这一批病例外，还有一批是没有经过实验室检测的疑似病例。关于发布什么样的病例，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我们专家组一致的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要报出来，我们临走前都说好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当时看到的疑似病例数目大于确诊病例数目。
但是第二天见报不是这样。新闻出来，地方上报出来的是41例，仅仅是实验室方法确诊的一批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懂了。这位专家向《财经》记者强调，当时专家组在武汉掌握的信息和资料有限，无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他表示，“有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事后看，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病例，（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月5日晚，30岁的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出现发热症状，1月10日因“病毒性肺炎”住院，1月17日转至金银潭医院ICU治疗。陆俊称，自己并不清楚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确切日期，但肯定是1月17日转院前确诊。）但这位专家称，当时专家组并不掌握这些相关信息。
2020年1月16日，第二批专家组回到北京之后组织开会，当时已有专家组成员表示，疫情被低估了。
——背景墙
①北京赴武汉三批专家组的基本情况是：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披露的信息综合判断，此次国家专家组一共三批：
第一批是12月31日去的，组长是中国疾病中心传染病实验室徐建国，成员有北京地坛医院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曹彬。
第二批是1月8日去，16日回来的，成员有地坛医院的蒋荣猛、北大人民医院高占成、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维中以及王广发等。
第三批是1月18日去的，包括高福、钟南山、袁国勇、曾光、李兰娟等。
回溯关于此次武汉疫情，即使多个专家组到武汉考察疫情，但对病毒的认知仍然显得非常 “初步”。各种原因何在？真的是仅仅源于外来客容易上当受骗吗？
②国内钟南山院士在1月27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其实我们在2019年12月31日就明确了新的病原体，1月3日分离出了病毒株，1月7日就报告了地方和国家CDC，也说明这场疫情在广东引起重视的时间点远远要高于湖北武汉。
1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测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全基因组，发现其与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推测应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并向国家卫健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对武汉疫情内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中国疾控中心可以判断并建议对疫情采取几级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由省人民政府决定启动二级响应。
③1月2日新加坡机场已经推出关于新型肺炎疫情防控的巨幅公告： 新加坡卫生部推出卫生公告，欢迎来到新加坡，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最近宣布出现原因不明的严重肺炎病例。 如果您在离开武汉后两周内出现发烧和呼吸急促的症状，新加坡卫生部。建议您尽早到新加坡的任何一家诊所就医； 与此同时，请务必告知医生您去过的地方。 同时对于来自武汉的顾客在机场增加了疫情监测手段开始测量武汉乘客的体温。
④作家方方在其疫情日记里提到自己对于此情的跟踪——
有记者采访专家，专家说，他们不知情，甚至怀疑有医护人员感染，打电话问之，却被否定。
我问医生朋友，听说过有专家给医生打电话吗？医生朋友告诉说，不可能打到医生这里。我说有没有可能给医院领导打过电话呢？医生朋友说不知道。
同样问题问另一个医生朋友，回答得很干脆：他们都到医院来过，怎么会不知道？
但专家说，医院这么大，我们怎么可能查得到？
官员则说，我们是听取专家的意见。我把专家和官员的观点再甩给医生朋友。
一位医生朋友说：其实医生们都早知道人传人的事实，也上报了，但仍然没人通知到老百姓，直到钟南山来才说出来。另一位医生朋友说：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个集体，包括哪些人？我没有问，实在不方便给人增加麻烦。毕竟我不是记者。还是网友概括得准：甩锅比赛正式开始。
⑤武汉当地对待医生的捂嘴政策则是毫不手软。
根据《谁把武汉病毒雪藏十三天》一文引用财新记者的相关报道就更加离谱。
“随着接诊越来越多的类似病人，越来越多的医生从临床看到不同寻常的肺部病毒感染，而且人传人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但多数医生们不敢公开发声，’怕被警方传唤’。”“当初正是这份处理八名‘违法人员’的警方公告，犹如一道紧箍咒套住了众多医生。”（财新）
（李云华——财新记者对于接受采访的医生做了化名处理，向财新记者透露），1月6日，新华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医生肺部CT显示有一小块阴影，呈现磨玻璃状，也没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当天院方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开会，不得把相关情况泄露给外界，尤其不能告诉媒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月20日。”医生病了，无人认账，显然有一种“指令”在起作用。李云华透露，院方不仅不公开医务人员感染情况，甚至出台一条“奇葩规定”——本院医护人员CT检查，对于肺部不明原因肺炎待排除的，CT片子及结果一律不给本人，由科室统一交给医院内部的感染管理科。财新记者采访的武汉多位医生都透露，他们的医院也有类似规定——“检测结果不公开，阳性结果以电话通知”。（财新）
⑥根据网络文章，艾芬被认为是发哨子给李文亮的医生。1月2日起，根据艾芬介绍，武汉市中心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 ——来源是《武汉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始末：接触病人推测可能人传人上报被批造谣》《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其他医院亦大体相同
与李文亮受到医院卫健委乃至于派出所方面的训诫经历相类似：1月1日晚将近12点，艾芬也接到了医院监察科的信息，要求其第二天到监察科谈话。1月2日，在和监察科纪委谈话过程中，领导批评她“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艾芬提及了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根据《新冠病毒发哨子的人 艾芬》等文章报道，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艾芬称，这个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根据其他网络材料，据说武汉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某对于艾芬做出了这样的训诫词：你视武汉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这一通大帽子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之后，艾芬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武汉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包括眼科的吹哨人李文亮、梅仲明、朱和平、江学庆四人殉职，还有副院长王萍、伦理委员会刘励、胸外科副主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四人处于濒危状态，4000员工感染超出200多人）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⑦而在《击鼓传锅：到底是谁遮蔽了疫情真相？（来源：抱朴财经）》一文则有专章介绍汉口官家是如何忽悠得北京专家找不着北：
湖北省、武汉市卫健系统的某些领导一直很忙，尤其是新冠病毒开始蔓延的时候，主要是忙着忽悠专家，把他们往完全不能接近真相的反方向引，牛逼得一塌糊涂，撒谎作秀已经做足全套，丑恶嘴脸害惨太多人。他们干了什么，我们仔细读完《财经》杂志的报道就知道了：
第一，和医院打招呼，虽然已经有“人传人”（比如同济医院陆俊受到感染）的客观存在，有医务人员感染了，也一定严防死守，坚决不能让专家组知道。第二批专家组是1月8日到武汉的，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是2020年1月5日发病的，1月10日住院，1月17日转诊至金银潭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卫健系统的某些领导的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专家组到过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武汉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协和医院、同济医院，到每一个地方都问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而且听说哪家医院有医护人员感染，专家都会一个个打电话去问，结果最后得到信息是“没有”。院区很大，如果要刻意隐瞒，专家组肯定也无法找到医护人员的感染区。
这一批专家组就像进了“大雾”之中，完全找不着北，听不到一句真话。医院的实地调查看不到真实情况，看资料、报告就更看不到真实状况了。
话外音——
①第二批专家：我们去了以后，就接到指示，大概内容是：属地管理，地方为主，专家组是帮忙的。
这一句大有名堂。接到谁的指示？有文件吗？能公开吗？果真如此，叫你们来是帮场子凑局喝酒哪？还是让你们纯属来打酱油一行啊！那么多人飞来飞去的机票能购买好几顿酱油吧。专家组是帮忙的，帮什么忙？走过场，制造新闻由头？还是一起编故事忽悠大众？
②结合武汉本地医生对于卫健委和医院高度管控信息泄露等对策和办法可以佐证与王广发同行的另外一位匿名接受财经专访的专家所披露的事实判断，当地相关部门和医院也对外地专家实施了严防死守的措施应该是大概率可以得出结论的。
问题还在于，既然都是专家层次，对于医院管理以及而类似于非典肺病这一类有可能传染这一常识也应该是掌握的，所以据此可以判断实际上有三种情况混合在一起：
第一种所谓地方相关人员肯定也有故意隐瞒事实的问题存在，因为根据武汉当地医疗人员反映的大量其他事实完全可以佐证这个判断基点；
第二种就是类似于王广发这种基于不掌握资料情况下就轻易地乐观判断可防可控的情况，虽然相信在专家队伍里应该极少，但也许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相信这只能够是属于极少数人极少数人，甚至于就算是有可能做到如此天真乐观;问题还在于，早在2019年12月30日艾芬以及李文亮等在网络上传递出的病毒检测结果类似于SARS，或者在基因上表现有与SARS具有高度同源性，王广发等人作为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难道不知道多年前的SARS具有多恶劣册传染性？还在跟着汉口官家的节奏人云亦云地忽视其传染性？所以也很难排除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不过就是擅长表演而已，虽然这次王广发居然也和李文亮一起同样出现在国家卫健委的表彰名单里，可见至少在国家层面对于王广发参加武汉防疫抗疫工作表演还是满意的。但是我作为一个无名百姓，仅仅依据自己一点点生活经验积累，就是大概率地断定，真正能够与魔鬼共舞的天使本来就是很少很少的！
第三种情况，我们也可以依据能够想象得到，能够混到国家级专家这个层面，他们也多都沾染了不少的官场文化和官场潜规则，智商和情商无疑都会远远超出常人，他们对于那一阶段的国内外疫情情况肯定是有一定基本了解和把控的，比如中国向美国作疫情通报究竟通报了什么内容？新加坡为什么会做出快速反应？还有，既然国家卫健委派来的，一方面多少也会听到了一些上级的耳语和私相授受，比如有专家提及的“属地管理”的这一指示究竟是什么意思，来源于哪里；另一方面，这些人有凑到一起不可能不交流通报一些相关信息，比如新加坡、台湾、香港、泰国等地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对于来武汉作为重大疫情的调研然后能够随便轻信陪同人员安排的介绍而不去瞻前顾后反思研究无疑也是说不过去的，如果说相信当地谎话连篇也大概齐是主要考虑召唤者即领导指示的意图，常言说雪崩之时没有那个雪团是无辜的，所以我们据此来大概率地很容易会做出这样一种判断，这是当地官方一种故意隐瞒忽悠和北京来客的作秀之间的尽在不言中心照不宣的游戏——北京客人基于中国人面子游戏以及官场交际等多种心态交织其中，所采取了一种得过且过不求甚解的走过场行为，从法律语言来说就是一种混合过错。因为高层次的大部分官场中人都可能有一种不求真相、你好我好大家好、打哈哈给面子的工作和交际文化和交易沟通模式，你不愿说、我不强求，你不说穿、我不点破，这就是当时都是酒杯一端心照不宣走过场酿就的祸端，过后可没想到的是惹祸大了，大家就都愿意撇清自己的而拼命甩锅给他人。虽然他们可能在技术上也与钟南山院士比肩，但是至少在较真求真的方面，他们没有钟老这种人格力量和严谨作风。也没有钟老这个人格力度。
第四回合
国家CDC高福主任一度成众矢之的
后补电视会议消息延迟半个月上传
武汉疫情悄然扩散，一边是汉口官家频频封口捂嘴，一边又是人传人如何如何感染，各种说法网上飞传。有人捶胸顿足，哭天喊地；有人口诛笔伐，唾液横飞；一时间是哨声与喊声彼此呼应，悲号与咒骂上下共鸣，官谣与民谣齐飞共舞。
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则一度也成为了民意抱怨和质疑的主要对象之一。
1、科研谋名利？工作瞒疫情？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曾一度成为广大网民质疑的焦点。
美国时间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高福主任等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EarlyTransmissionDynamicsinWuhan,China,ofNovelCoronavirus–InfectedPneumonia”）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经过该杂志主编确认该位置是1月27日上传到网上的），瞬间引发舆论强烈关切。该文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研究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同时论文作者在文中研究了三个时期的病例特征：
第一个时间段是1月1日（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日期）前发病的患者；
第二阶段是1月1日至1月11日（向武汉提供RT-PCR试剂的日期）期间发病的患者；
第三个时间段是1月12日或之后发病的患者。
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上就该论文断定其文作者应该是在1月初已经掌握了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并由此提出了为什么高福陪同钟南山院士直到1月20日才向国内媒体公开承认该新型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特点，由此质疑“新冠状人传人的证据被高福（或疾控中心）有意地隐瞒了！”，“选择在英文杂志发表这种对于中国疾病防控至关重要的数据”，“高福等比公众早三个星期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该做的事情”。结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起初过于保守的判断造成了武汉疫情发展的情况，一时间就引起了网络的一片叫骂和质疑，很多民众都质疑：疾控系统未能提前预判到人传人，难辞其咎，高福本人言论多有失当之处。被网民认为身为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等人有国内工作“隐瞒疫情”，国外著文为了名利之嫌疑。
质疑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疾控中心有没有对于传染病疫情发布的决定权，其次就是何以解释高福等在论文之中披露的发病时间和得出人传人结论的认定时间。
对于其一，似乎不难解释。有人翻出了相关规定和文件。根据中国CDC官网的说明，CDC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事业单位，共有九大职责，其中CDC的重要功能和职能之一就是要及时地把收集到的信息，归纳总结反馈给有关疾病防疫部门，有效指导疾病和病毒蔓延。关于各级CDC的职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章第十八条中有明确规定：这些关键词就是：规划……收集……分析……预测……调查……评价……鉴定……普及……培训……研究……咨询……除了上面列举的这些中心谓词以外，还有一个「报告」的职责。这个「报告」，是报告给CDC所属的政府有关部门——即卫健委，而不是报告给公众，不是报告给你。对公众的公文用词，不是「报告」，而是「公布」。 那么，疫情信息怎样依怎样的程序向社会公众公布？《传染病防治法》第三章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都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第一步，由CDC向政府打报告；第二步，由政府决定向社会公布。所以，CDC依法根本没有权力向社会直接发布信息，发布就是违法！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的性质，是科研单位（事业单位）+公益机构+政策咨询机构。各级疾控中心并不是各级政府的下属部门。它的权力，受到法律明确的限制。其中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公布权。国家疾控中心自己没有疫情信息发布权！必须要及时上报国家卫建委并决策。
换言之，疾控中心如果发布疫情相关信息，就构成违法行为。所以网民质疑疾控中心迟延发布疫情信息是一种疏于职守行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其次，关于依据论文是否可以得出高福等早在一月份就应该是得出了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具有着人传人的恶性传染特点问题，1月31日上午，中国CDC正式公开发表声明称，论文是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所作结论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中国CDC主任高福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则回应称，“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12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Onset（发病）的日子都是推测，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一些医学人士也解释称“回顾性研究”是从以往临床工作积累的病例资料中，选择某一时期同类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以从中总结经验、找出规律、指导实践的研究。“因此，是先有结果，由果推因，回顾性总结研究内容。”
不过，在1月31日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中国CDC的副主任冯子健承认，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到 “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CDC是 “保守的”， “谨慎的”。而关于 “人传人” 的推论，冯子健说，“他们比较早就已经有这样的看法，但需要调查核实，包括详细询问、核实每个患者的暴露史。”“我们最初获得的27个病例，其中26个病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只有1个没有，所以当时作出患者 ‘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感染’ 的推测是占上风的。” 冯子健告诉《新京报》。
冯子健同时表示，对疾病的认识有个过程，公布信息要谨慎，所以从开始的“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到 “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和病例诊断、实验室检测结果逐步用于病人的甄别有关。高福本人1月31日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时也做出了类似的解释。认为是“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
2、经济学家华生辩护解围，但大众质疑仍然无法平息
对于以华生为代表的高福支持者则认为：疾控在这套体系里根本没有啥实权（钟南山院士也说过类似的表述），整个疫情蔓延到全国，一个疾控中心是背不起那么大的锅。
也有人扒出那些天高福的活动记录试图证明高福从未说过“不会人传人”。高福根本不是第一个专家组的成员，1月20日前也未就此事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
如果我们接受了华生等人以及CDC的解释似乎就可以得出这样一幕剧情：
如果说李文亮等仅仅是微信群给同学同事耳语了一声，就遭汉口官家乃至于央视等多项权威棍棒帽子压顶被训诫捂嘴而即刻灭火了，这也只能算是一声哑哨的话；似乎也的确是多亏了李文亮这一嗓子耳语被发到了网上，也使得在网上关于非典疫情再临武汉的消息就炸开了锅。
按照华生等人所述，我们泱泱大国里堂堂的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先生幸好也有夜里睡觉前搜索有关传染病信息的习惯，也许他也是无意识地接收到了李文亮这个哑哨，居然就在浩如烟海的文字里发现了有关于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的相关传闻，高主任大吃一惊，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起初得到的确实含糊而且吞吞吐吐的解释，急切追问之后方才在得到比较肯定的答复，高福立即责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三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都这样的话，国家重金打造的网络直报系统还有什么用？此时高福感到责任重大，于是不顾时间已晚，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当然高福主任所自述的这些要点均无人可以佐证，目前为止我们也无法找到国家卫健委方面的解释亦或者否认。反正是有一些反应到是有目共睹——据媒体报道，国家卫健委也可算行动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领导带领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过后，也许正是由于高福的官哨，国家卫健委以及国家疾控中心才拉响了全国关注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警报。
2019年12月31日凌晨，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主任李群等9名专家乘当日最早航班从北京赶到了武汉。
这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工作组、专家组也相继赶赴武汉。
2020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以马晓伟主任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接下来，CDC也紧张进入了工作状态。
1月2日，CDC拿到疫情相关临床标本(而据其他信源，武汉病毒所12月30日即得到样本，复旦大学张永振团队通过与武汉中心医院的合作关系之特殊渠道12月27日即获得标本)。CDC拿到临床样本后，立刻开展组织攻关，并迅速上报。
1月6日，CDC启动内部的二级紧急响应。
1月8日，CDC正式宣布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国家卫健委据此确认疫情病原为新冠病毒。
1月10日，CDC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PCR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
1月11日，CDC开始向武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1月15日，CDC启动一级紧急响应。
1月18日，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到达武汉。钟南山为组长，组员依次为高福、李兰娟、袁国勇、曾光等。
在这一回合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3、4、5、6个问题，似乎是四个非常关键的疑点问题，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这里也似乎关系着汉口官家和他们的背景上级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信息通话？
这就是——
3、一份蹊跷的肺炎疫情报告为什么被隐瞒了两个月？
4、一份蹊跷的国家卫健委肺炎防疫的会议消息为何补发得如此神秘
5、一段奇怪的从上到下都禁止进行该疫病基因检测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
6、一家幸运逃出武汉的染病者因为被诊治而曝光，最后却给国人带来了幸运的哨音。
3、一份蹊跷的肺炎疫情报告为什么被隐瞒了两个月？
就在12月30日这一天，湖北省已经有一份关于不明肺炎疫情的调研报告出炉。然而一直到2月17日，该报告才被曝光到《知识分子》等相关媒体网络上。
这份报告显示，湖北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在2019年12月29日已就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进行调查，并在12月30日形成了报告。过程大概是：
2019年12月29日， “省卫健委疾控处和市卫健委疾控处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到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据《长江日报》2020年2月2日的报道）。2019年12月29日下午，接省、市卫健委通知，近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中心医院后湖区等医院收治多例症状相似的肺炎病例，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报告披露，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会同江汉、硚口、东西湖区疾控中心赴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检测、院感控制等处置工作等等。
前述不明肺炎流调报告称，累计搜索病例25例，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核实20例，其中华南海鲜市场西区12个摊位、东区1个摊位，为17人，另外市场非固定摊位工作人员3人。
报告介绍，有两个家庭成员有在该市场共同暴露，其中一个患者有4个家庭成员感染，一个患者家庭有2个家庭成员感染。
在时间分布上，调查病例的最早发病时间为12月12日，最后一例为12月25日。
该报告对于下一步处置的建议是：
（一）市场监督部门加强该市场卫生环境综合整理，切实做好环境清洗消毒，日常通风等工作。
（二）卫生健康部门进一步加强该市场从业相关人群的不明原因疾病的检测工作，做好对可疑患者的早发现、早排查、早处置工作。
（三）各医疗机构进一步规范发热门诊的运行和预诊分诊，早期明确诊断和规范治疗，做好感染控制工作。
画外音————
该报告应汇报给谁？又究竟汇报给了谁，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被隐瞒了这么久？
根据相关媒体分析——在我国，国家、省市、区县都有各级的疾控中心，隶属于各级卫健委，而各级卫健委是各级政府的组成部门。据21世纪经济报道，地方的疾控中心主要向当地的卫健委和政府汇报。也就是说，当这份报告形成后，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政府、湖北省卫健委和湖北省政府肯定也都是汇报对象之一。
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官网的《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及时将疫情分析结果以信息、简报或报告等形式向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反馈到下一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如果在武汉发生了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且比较集中，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按照这个报告体系，中国疾控中心应该会收到相关的报告。她认为，中国疾控中心即使没有人下去调查，也可以发现武汉出现的情况。“按道理，这个机制下，在这个时候中国疾控中心可能会派人，地方省疾控或者市疾控也有权力派人下去做流行病学调查，确认病情，然后来报告。同时，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实施隔离的。”
就是说，原则上这一份被告也应该会报告给中国疾控中心以及高福主任。
另一个方面，根据华生的文章，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19年12月30日未收到湖北或武汉任何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对湖北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的这一报告显然也不知情。高福是在睡前刷朋友圈上网冲浪的时候才获悉了武汉的这场严重疫情。
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如果这份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形成的报告没有报送中国疾控中心，那就是体制的问题，需要改进，不能只报当地政府，而不报中国疾控中心；如果这份报告抄送了中国疾控中心，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自己不知情，那显然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的问题了。问题在于疾控中心也派人去了武汉，国家卫健委也有专家在新年伊始就赶赴到了武汉，如果说这些有分量的国家级团队也都不知道这一份蹊跷的报告，这个问题岂不是太严重了？对于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来汉，据经济学家华生2月16日的文章，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看到网络上流传的不明肺炎信息，从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据《知识分子》2月17日获得的一份流出的报告显示，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汉市疾控中心以及几个区级的疾控中心早在2019年12月29日就调查武汉市不明肺炎的情况，并形成了报告。
而根据华生后来续写的文章，又披露出一个神秘的武汉“深喉”是隐名悄然上传了武汉市卫健委保密文件（按推测应该就是12月30日那一份要求医护人员缄口的指向华南海城市场有发烧肺炎情况的内部通报）而引起了网络冲浪，有恰好被北京中疾控高福主任截获，从而引发北京和武汉两地的一系列异动。接着是第一财经马上跟上去核实之后在网络上发布了相关消息，引起汉口官家警觉，查不到泄密源头，才迁怒于李文亮等八位在微信上交流该肺炎信息的医生，并进而则是通过警方训诫加央视弹压的方式杀鸡儆“喉”。就此而言，李文亮等八人遭到如此严厉训诫不过也是代人受过而已。由此华生进一步判断，武汉和湖北方面根本不是如他们一直公开声称的，他们是29日或者最早是27日才第一次接到关于非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而实际上是在更早之前。很可能则是在12月10日左右，就应该知道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已经达到国家网络直报的门槛，知道12月15日之前就应该进一步申报病例，提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前来进行现场查核。特别是12月20日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决定让各相关医院，避开整个国家卫健委的系统，不约而同地向不同的省市和不同的公司，舍近求远地递送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标本去检测，根本不是有人为他们狡辩的所谓医院的“常规行为”——对于武汉这样医疗资源极其雄厚、医疗水平居全国先进行列的大都市来说，他们会“常规”地遇到自己识别和诊断不了的“不明原因肺炎”吗？
按照华生推测，况且，直到这时，他们还在谎话连篇假称是29日或者最早是27日才第一次接到关于非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试图掩盖已经被他们有意识延误了一两周左右的事实。因为与这个回答相反，他们很多天前就“第一时间前往救治和采集患者样本”，然后送去检测的单位，根本不是什么武汉全国一流的病毒研究机构，而是舍近求远，找了外省大多不具资质的检测公司和机构。检测结果也不必等待，因为这些机构中不少已经反馈了结果，只是武汉方面不愿公布(须知各家检测反馈结果尽管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倾向于是高致病性的病毒。有的说是SARS或类SARS，有的说是新型未知冠状病毒），也不敢公布（不仅因这些出来的结果均不具有权威性，而且因公布出来更会暴露他们严重违法违规操作的事实）。而对位于武汉全国一流的病毒研究所即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是他们最后无奈之下，在12月30日，才刚刚给送去，检测工作则从31日才正式开始。至于隶属于国家卫健委的唯一授权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所，还要等1月1日才会由武汉、湖北方面提交样本，1月2日才能开始检测工作。这段全歼病毒于萌芽状况的黄金时间就是这样一天天，乃至一周周，被武汉和湖北方面耽误浪费掉了！这才是当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抵达后的第二天即1月1日，湖北和武汉卫健委的官员们急急忙忙通知各相关科技公司，停止检测、销毁样本、严格保密以毁灭违法违规证据（见《财新》等媒体报道）的真正原因。
那么，两个不同来源的信息让人不免疑惑：中国疾控中心是否收到了武汉卫健委12月29日这份调查报告？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对武汉当地的疫情应对给出了怎样的指导意见？身为经济学家的华生是如何得知高福是通过刷朋友圈微信冲浪才得知武汉爆发严重肺炎疫情的？显然也是通过高福之口所得知吧，那么高福是否可以假称这一种知情方式而回避对于相关报告的内部态度与内部要求哪也是不无可能的。
也有专业人士对此进行了反推理：最先发现疫情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医生，她在去年12月26日接诊4位病人，第二天向医院领导汇报，之后医院在12月27日和12月28日和29日，医院再次上报并同时报道了市区两级卫健委。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就此下发了内部通报。尽管对外保密，但在内部系统武汉市并没有瞒报。如果武汉市要瞒报，就不会进行内部通报。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外发布了疫情通报，而这一天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刚刚抵达武汉，武汉市卫健委的对外通报显然并不是这个专家组促成的。在1月22日国新办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许树强表示，疫情发生后，国家卫健委指导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发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根据疫情发展的变化，从1月11日每日更新发布。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武汉市卫健委去年12月31日及以后的历次疫情通报都是在国家卫健委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果武汉市卫健委不报，国家卫健委又如何指导呢？靠高福12月30日深夜的一通电话，就能让国家卫健委在第二天去指导武汉市卫健委的工作吗？可见通报也许是真实的，但是报告究竟是报多报少有没有打折和隐瞒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两种说法似乎也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不管谁对谁错，反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国家卫健委很重视，第二天就派了专家组赶赴武汉了。但是汉口官家一直持所谓内紧外松的做法，究竟是汉口官家的自把自为，亦或者也得到了更高层次的默许，我们也就无法猜测了。
——背景墙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武汉的一位医生将武汉卫生系统初期对新冠肺炎的举措解读为 “内紧外松”： “紧” 是及时发现病例，并做了严格的隔离和应对； “松” 则是没有大范围地公告社会，让大家对疾病提起警惕，也没有号召大家戴口罩。现在看，这非常类似于英国现在高调宣扬的群体免疫对策，但是在英国确实是官方通报了承认了我们无能为力只好无奈选择集体免疫对策，但是武汉呢，武汉似乎是偷偷第如此让民众进行集体免疫，而领导们甚至于还直接到红会仓库里直接搬口罩自己防疫。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上报了不明肺炎情况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则在1月2日起，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艾芬在1月1日起只得要求自己科室的医护人员先戴起了N95口罩。
也是在1月2日同一天，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内部邮件显示，接到国家卫健委的电话通知，不得对外透露任何疫情信息。
而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截至1周多前，其医院职工达到新冠肺炎临床确诊标准的已达230多人，其中130人住院，100多人居家隔离，多位科主任与院领导“中招”。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2月17日发表的报告，截至2020年2月11日，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422家医疗机构中，共有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其中1716名确诊病例，而在确诊病例中，武汉就有1080例，占全国医务人员发病总数64.0%，死亡的5名医护人员均发生在武汉。
如此看来，至少在武汉，“内紧”毫无效果，“外松”倒是招致祸患无穷。
也许，这一句“内紧外松”，也似乎是可以用来解读中国疾控中心应对疫情的策略。冯子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疾控中心从最早开始，就把新冠肺炎当作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来对待，第一时间采取了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措施，但公布信息是“谨慎的”，从开始的“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疾病的认识有个过程，和病例诊断、实验室检测结果逐步用于病人的甄别有关。
而在2020年2月17日发表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披露，2019年12月31日，全国各级CDC联合开始了新冠肺炎的调查，论文也是选取了“截至2020年2月11日传染病信息系统中报告的所有中国内地COVID-19病例”。说明传染病信息系统似乎还是发挥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冯子健也是该文作者之一。
所以，我们无法得知，武汉这一份报告被隐瞒得这么久与坊间流传的上下通气的“内紧外松”政策是否相关，而接下来的发生于1月14日那一份蹊跷的国家卫健委会议消息则似乎更加印证了这其中的因果联系。
4、一份蹊跷的国家卫健委肺炎防疫的会议消息为何补发得如此神秘
这是一份后补的电视会议消息，却引起了网络广泛猜疑
近几日网络上，作家方方的疫情日记以及武汉甩锅大会第四轮开启等网文均提到了国家卫健委曾在元月14日召开过防疫部署的电视电话会议。
方方等人还专门在相关机构的官网查询了这样一则会议消息。其标题是《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她摘录了其中两段：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虽然仍局限在武汉市有限范围，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人与人间的传播能力仍需严密监控。随着泰国卫生部通报了一例武汉输入性实验室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疫情传播扩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随着春运的到来，不排除病例数和疫情发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内病例再次输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研究制定好辖区疫情防控方案，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新发疫情。”
“会议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
总之，该会议精神就是“要求各地高度重视”，“讲政治、顾大局”，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卫生健康系统的头等大事来抓，会上要求“强化系统内、部门间、区域间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
方方在文中也忍不住一再重复：元月14日的会议！元月14日！——比钟南山说“人可传人”早六天！比封城早九天！
比武汉那个牛逼的百步亭社区搞的万家宴会以及汉口官家发放贰拾万张新年乐游券也要早三四天。
更为蹊跷的是——这篇后补的会议消息上传的时间却要比会议日期要晚出半个月以上，然后还有人似乎是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个小动作，手动地将其上传日期调整为1月14日，这个小动作也被写“四轮甩锅”文章这个理工男给扒了出来，他查明发帖时间：“这篇文章是2月份挂上网站的，发布时间在2月21日之前的某一天，最后修改时间是2月21日早8点39分，然后文章的发布时间被调整为1月14日。”这就有意思了。现在，这份文件是确认无误地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会议的确开过。但是却为何延迟了半个多月才悄然后补上传？
难道是全国规模的电视电话会议竟然被有人冠以“内紧外松”的由头进行了保密性处理？作家方方对此也是十分地狐疑：
有人说：“首先，这么大规模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参加者众，其基本内容事后是造不得假的。对此如无异议，湖北省、武汉市两级卫健委或他们后面的决策者，便毫无悬念地首当其冲了；
其次，微妙之处还在于，国家卫健委网站这次特别的“更新”的小动作究竟是谁所为？受谁指派？真实的过程是什么？是临时工个人失职的补救？还是官方安排的‘亡羊补帖’？其实，国家卫健委完全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把这次非公开报道的会议情况披露出来，以正视听。但这种悄悄后补的打法，的确不可思议。
因为没有人能够指责也没有人敢于指责，可能是由于卫健委网站上漏发一则会议消息，从而导致今天武汉的悲惨局面。会议精神应不应该公开发表？谁决定的会议是内部性质？从而对外保密？作为全国性会议，其保密措施又是如何执行的？
而且，既然是全国性会议，湖北官方想必有人参加。那么，都是谁参加了这个电话会议？会后又为何完全没有执行？也未将信息通过媒体向大众公开？
既然国家卫健委此刻已经掌握了武汉疫情严重的情况，那么此前，武汉市究竟有没有报告疫情或者在被告疫情方面是否存在瞒报谎报等问题，国家卫健委是否已经掌握，如果那时候就已经掌握？为什么发生如此严重的恶果竟然没有公开追究又是什么原因？如果那时候还未曾掌握，如今已经又过去一个多月了，难道也不进行调查不进行问责，就当做没有这回事儿一样，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和精神？即使从信息汇报上看，国家疾控中心在开会的当时也就应该检查、督查，及时弄清情况。如果汉口官家没有报告，国家疾控中心有没有及时发现并向国家卫健委反映？应该说按照制度设计，是有这么一项的——各级疾控中心负责检查、督查疫情报告系统的及时性、敏感性和报告率、漏报率等，结果要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各级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中心不仅要检查省级疾控中心的报告情况，还要检查基层医院和社区发病情况以验证疫情报告系统的及时性、敏感性和报告率、漏报率。
钟南山院士曾经抱怨过的国家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钟南山说：“CDC只是个技术部门，它只能向上报告。向地方政府报告了以后，地方政府怎么决定，那是地方政府的决定，CDC没有权力再进一步做什么东西。”这里边又究竟呈现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CDC究竟向下调查了没有？要求汉口官家汇报没有？如果有，汉口官家有没有回复？如果没有，是不是就此向下进行过问责？如果汉口官家有回复，那么这个回复是什么情况？ CDC究竟向上报告了没有？如果没有，是否应该问责这个CDC？如果有汇报，那么这个上级又是什么态度？1月7日习主席就做了全面部署，那么你们一级一级的又是怎样落实习主席的全面部署的？为什么迟至今日，这么些个部门对于这些个问题，要么是语焉不详，要么就此回避绝口不提？难道说还是各个部门都已经忘记了习主席的部署甚至于想就此不了了之？如果真的是如此不了了之，岂不是故意玷污了习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在全国人民心目之中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好形象？你们不是故意给习主席添乱，给党抹黑，给党和人民之间的鱼水连接制造隔阂和信任危机？
按照1月14日这次会议的要求也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对照现实看看——汉口官家可以说根本“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比如筛查发烧人员，停止大型活动，提醒发烧人员不要离汉，控制人群聚会，诸如此类。
再看看汉口，2019年12月31日，根据武汉当地媒体的报道，20万武汉市民和游客参加了跨年的长江灯光秀。当日的媒体上并没有提及的是：这一天，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获悉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这一天，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抵达武汉，调查武汉的不明肺炎。
再往后说，就算是到了1月14日国家卫健委会议召开以后，如果元月14日即公开信息，告知各界人士注意，武汉还会死这么多人吗？还会遭遇这么惨烈的灾难吗？还会造成整个国家如此重大的损失吗？既然都已经知道疫情蔓延，后果严重，为什么不采取手段呢？是人为渎职，还是疏忽大意？更或就是无知？以为拖延几天，自己摆得平？”
画外音——
汉口官家究竟是想怎样摆平？
按照一些专家分析——面对疫情扩散，汉口官家似乎有2个可选策略：
一是直接采取措施控制疫情，投入人财物力围剿病毒，可以说是彻底解决问题；
二是控制疫情公开的数字，投入人财物力控制感染人群的曝光度，说白了就是瞒报谎报，也可以说是表面上解决了问题或者说是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第一个步骤汉口官家也确实是做了一些动作，发了一个又一文件。但是肯定这第一个策略实施起来也是有一定的客观困难，比如医疗资源短缺，比如防疫抗疫动员准备不足吧。所以在发布一个个文件标准的过程中，他们也顺便反复强调了对外保密的规则，也就是说表面上他们也在实施第一个策略，但主要还是把第二个策略在悄然而稳健地进行中，所以才有了类似于高射炮打蚊子一样的针对于李文亮等八个医生的高规格训诫，再比如应付北京专家或者媒体记者所进行的严防死守策略，总之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维护表面和谐以及社会表面的安乐姿态，这个行为后来也被华生直接点破——这是一起自导自演的假新闻制造丑剧，而包括央视新华社乃至于全国的媒体都成为宣传这个假新闻的配角——无非就是为了维持他们大会小会照样开，万家宴会，春节联欢一个都不能少。当然，在以往其他地区的兄弟官家针对于一些突发性灾难也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操作最后都成功掩盖灾难性后果的先例可循，这也就是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接受胡锡进采访所做的间接回应——“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
汉口官家主要是实施了第二个策略导致了疫情全国蔓延，而摆在北京中央政府却只有前一个策略可选。为了十四亿人民的生命健康，不可能像汉口官家那样仅仅是做表面文章，所以关闭武汉甚至于关闭湖北，先严格控制疫情进一步扩散，然后倾国之力进行封闭式施救，这就是中央政府的策略。
如果要问汉口官家主要是采取第二个策略，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侥幸心理官家的傲慢，漠视少数人的生命健康；很显然，因为疫情发生的时间刚好和汉口官家最重要的安排——省市两级的两组两会以及新春佳节刚好重合一起啦，再比如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就在2020年1月3日，中国开始向美国通报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一天，武汉市召开迎新春军地座谈会。市长周先旺介绍说，2019年是武汉的大喜之年、大庆之年、大赛之年、大考之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等等，为了营造省市两级两会以及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所以汉口官家在此是心存侥幸，他们过度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以为这个疫情问题不大，大不了就是病死一些老百姓嘛，反正自己离得远一点就是了，反正乌纱帽不能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认为疫情初期的问题和影响都不大，所以选择瞒报谎报和捂嘴策略以营造祥和气氛和社会和谐问题为主要目标，他们认为这就是看起来更好的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会隐瞒得比较多。所以为了维护现实和实现社会短期的稳态，为了汉口官家能够将其最辉煌的面子工程两会的胜利召开营造一个祥和气氛，所以就要遮掩和回避或忽视这个疫情的干扰和破坏作用。所以就要遮掩住这些有可能吹出哨音的嘴巴，这时捂汗大业的最首要玩法就是捂嘴。所以自那时开始，汉口官家的战役或者说主要工作实际是按照三条主线来开展的。
首先其最核心工作当然是要按照既定部署开好这两组两会，因为这里关系到干部队伍人员安排和两级组织伟光正形象甚至还要兼顾自湖北作为一个大省的国内国际影响。
其次封堵哨音杂音工作，再次才是防疫抗疫工作。
先是八名试图说出真相与真话的医生以被造谣被传谣遭到全国性媒体弹压的方式被训诫了，接着整个武汉似乎就这样被缝口了。但是就在他们继续捂嘴和隐瞒过程中，民众并不了解疫情实际情况，加上被忽悠来站台的专家一直宣称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等等，大家继续喜庆继续流动；疫情就几乎不可避免地恶化；可以说，遭遇新冠疫情泛滥并一发不可收拾委实是汉口官家的不走运，现在推测当初的领导层面肯定是处于对疫情有所忽视，而侥幸认为能够小范围消化疫情，或者通过瞒报迟报而淡化该疫情对于汉口官家乃至于汉口社会的实际影响。而对于有几张嘴不小心漏了风声，唯恐引起社会上的民众恐慌，汉口官家自认为可以先通过维稳封口方式来解决是他们的哨音，而借助于公权力进行捂嘴封口，是他们自以为聪明的选择。
没想到这事实可能却是最烂的一招臭棋，因为他们想不到的是这场疫情如此凶猛泛滥到无法否认也无法掩饰，更加令他们得过且过的局部思维无法理解到的是，这一套捂嘴封口做法本来与他们消极实施的防疫抗疫战线是彼此矛盾和互相抵消的两场战役，他们自以为是地施展封口捂嘴招数的同时，也以其官本位的傲慢为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捂嘴措施也同时封堵了武汉三镇以及全体湖北人民封堵病毒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于是就任凭这场疫情吞噬众多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地蔓延到全国乃至于全球。
你们为了营造祥和气氛的掩口不提疫情存在，但是疫情既不会因为你领导层故意忽视而真的不存在，甚至于也不会领你这份情，因为这种忽视与漠视恰恰给疫情泛滥留足够了空间，结果是这次疫情乘虚而入，一发不可收拾，泛滥过度，既没有给武汉人民留下太多适应的机会，更没有给汉口官家留下多少面子，一发不可收拾，致使得汉口官家完全是颜面尽失并且埋下了祸国殃民的祸根。最后中央政府是不可能听任这种疫情蔓延到全国的，所以就逼迫汉口官家封城。所以，他们先是口头封城，然后就慢吞吞地封了城。汉口官家可以玩捂嘴策略，但是与疫情大面积泛滥成灾相比，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小范围捂嘴也就没有太多意义了，于是再三责令汉口官家加大措施，从捂嘴到封城。这是一个循环恶化的过程。
汉口官家捂嘴隐瞒疫情，从这次电视会议内容上看，虽然表面看似乎对于武汉方面疫情控制也做了充分部署，也说明国家卫健委至少在该开会前已经知道了新冠病毒传染性强的问题，但为什么整个会议内容对外界保密，这也许能够解释一些专业人士所称的内紧外松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反过来是否也在无形之中配合或默许了汉口官家隐瞒疫情的做法?至少在当时并未将这次会议精神直接上网，不应该理解为仅仅是一项工作疏漏问题吧？果真如此，在疫情泛滥至全球造成举国停摆的今日才悄悄地上传会议纪要，显然不应该理解是想在此时给普罗大众看的，如果解释成是给相关世界卫生组织或者上层领导看的，似乎更容易理解。
所以，目前看一直在从事捂嘴大业的还不仅仅在于汉口官家这样简单。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份会议纪要当时没有及时上网给武汉乃至于全国民众知晓这个疾病的人传人的恶性传染性，却拖到二月份才传上网？究竟是技术原因、人手原因，还是卫健委高层领导亦或者直接管理人员为了配合武汉开完湖北两会所以才故意迟延操作？结合央视能高调在1月2日帮助汉口官家高调辟谣进行舆论弹压的手法，我们仍然不能想象，其背景里不能排除有更高层次的大官家在为汉口官家站台支招甚至于暗挺的因素；
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些都是汉口官家有人出面进行私下操作的结果。饶是如此，仍然也会让人每每想起来都会毛骨悚然。
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于基因检测那一段奇怪的历史记录。
5、那一段奇怪的从上到下都禁止进行该疫病基因检测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如果说武汉中心医院在这次防疫抗疫之中所做可圈可点的事情除了曝出李文亮这一低哑的哨音以及奉献了二百多位一线医护人员被病毒感染之外，还有一个无心插柳的举动也算是间接地做了一些贡献。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份病例样本来自毗邻华南海鲜市场的后湖院区，因为合作的关系，多留了一份样本给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公卫中心）。1月3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教授团队收到样本。1月5日凌晨，张永振研究团队从样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上海公卫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接下来，首个将新冠病毒的序列公布在virological.org网站，供全球研究者共享的，也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教授张永振的团队。他们在北京时间1月11日上午提交了序列。这一次新冠病毒的序列提交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原始数据，是分析病毒变异进化、特性等工作的基础源泉，足够多的序列，对于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然而有消息称，张永振所在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P3实验室，在1月12日便迎来有关部门的调查，并在1月13日关停整顿。该实验室后来在提交了整改报告之后，也未得到明确答复。该实验室关停的原因是什么，在整顿后何时可以开展相关的试验工作?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下文。
但实际上比起张永振团队的行动更早的是，在2020新年伊始甚至于再早还在2019年的最后几天里，（根据）财新网2月26日发布的新闻显示：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在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初已经被检测出来，检测方是微远基因、北京博奥、上海公卫中心、华大基因，上海公卫中心在当日（1月5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种种证据显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
从新闻来看，2019年12月27日测出病毒序列后的微远基因公司是非常紧张的。27日、28日，微远基因公司领导都在跟医院、疾控（部门）电话沟通，29日、30日甚至去武汉跟医院、疾控中心领导当面汇报交流所有分析结果。但这例12月27日即已检测出新发病毒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未起到任何作用。
武汉迟迟没有回响，上海却已经拉响警报！事实上，在这一场防疫抗疫战役里，上海一直是比武汉更坚决也更果断的大城市。
再比如，钟南山院士在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透露：其实我们在12月31日就明确了新的病原体，1月3日分离出了病毒株，1月7日就报告了地方和国家CDC(指武汉、湖北和国家疾控中心)。
事实上，湖北卫健系统或其他相关部门不仅是迟迟没有正常警觉反应，甚至于还有一些非常反常的表现——
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他们甚至还要求“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意思很明确，不希望再用更多的病例验证新冠病毒的存在。要求“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也就是说，不许对外发布预警信号，这是准备干什么？如果说这还不是遮掩数据凌辱科学掩盖疫情真相，又能算是在干什么？
同样在这一天，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李文亮等武汉八位医生因为在微信上谈论疫情和病毒而被“训诫”的日子。也就是说，一方面卫健系统已经在12月末知道有新冠病毒的存在，一方面大力辟谣，甚至不惜动用公权力“训诫”泄密的市民。
更加不可思议的还有，1月3日就在中国向美国通报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这一天，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称：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相关样本的运输，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要求进行;病原相关实验活动应当在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
文件进一步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
至于哪些机构属于“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文件并未提及。
总之，其要求的官方相关表述很严谨、很长，如果说大体可以做个总结，则最为主要的也就是三句话：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
已有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
甚至于还有病毒学家透露，就连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因为按现行《传染病防治法》，仅有国家和省级的疾控系统机构，才有权进行传染病病原学鉴定，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显然不在此列，更何况那些未经授权的商业科研机构”。
或许正因如此，12月30日拿到病毒样本的中科院病毒所，2020年1月1日进行病毒分离，1月2日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1月5日分离得到病毒毒株，1月9日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及标准化保藏。这些显然日以继夜才能完成的研究工作，迟迟未对外公布，仅仅在2月份面临外界的传言攻讦时，才给出只言片语的披露。
画外音————
无疑，这份通知的多项要求和湖北省卫健委那位官员在电话中对基因公司的要求一模一样，是不是细思恐极？可以说，病毒传播力的变化，与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变化相关。需要科学家对疫情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病毒序列进行比对研究。然而，这一工作的开展无形之中也受到了阻滞。亦或者，有关部门很可能早就掌握了该病毒的相关特点，而要求基因公司对此保持缄默；而其结果则是：公众知道基因测序确定新冠病毒的结果被耽误了15天，至于知道“人传人”的结果就更晚了。
一边是有卫健委系统的精神配合汉口官家要求基因公司检测公司封口停工并不得对外公布泄露；
一边是汉口官家滥用警权进而甚至于动用央视弹压的方式要求一线医生捂嘴封口。
一边是汉口官家要求辖区医院配合封口，忽悠专家；
既然要忽悠专家，那么为什么还是有卫健委领导还是又不断派出专家实地调研——专家组又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如果是从同一个口径或者同一个统一意志，那就无疑会得出一个很搞笑的结论——派来专家就是为了演戏证明自己有在工作的，也许这种调研工作目的不在于搞清事实真相而在于掩盖真相——这岂不是过于荒诞荒谬了——所以这个结论肯定不可能大概率存在，所以大概率的结论就可能是，还是在后台背景的系统里就有类似于汉口官家的卧底存在，如果从结果倒退，汉口官家一些列做派很像是新冠病毒的卧底或者代言人的话，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是谜底发起的生物战争的话，想想介个后果会有多可怕，你还能想象清楚吗，也许这其中的真相就是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直至1月9日，国家赴武汉专家组才正式宣布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再到1月20日，一个有知而无畏的医学老将钟南山，这个在中国医学界类似于七千岁、九千岁一般传奇人物最终出场，才踢爆汉口官家玩弄的否认人传人的文字游戏，才吹响了全国人民防疫抗疫的“起床”哨。
而同样也有一个发哨子给钟南山院士的人，他就是供职于香港的医学专家袁国勇院士，他的哨子来源于深圳市，一个不知道被感染病毒又逃离开武汉的幸运一家人，这是一家幸运逃出武汉的染病者，因为被诊治而曝光，最后却给国人带来了福音和希望。他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这场所有大不幸灾难之中唯一的一点好运——真实的信息与真实的声音。
6、发现染病后逃离武汉的幸运一家人
本来元旦前到了武汉的张女士一家人，恰巧是在回到了深圳之后，才发现有家人染病，这一家人来到港大深圳医院进行救治，幸运地刚好被袁国勇院士关注到，由此，不仅是治愈了他们一家人，也以实锤证据证明了疫情具有“人传人”的严重性，由此也就给国人的庚子年瘟疫带来了疫情高度传染性全面曝光的转运哨声。
2019年12月底，深圳的张女士一家6口前往武汉探亲。这6个人分别是，张女士夫妇，张女士的父母亲，外加一儿一女。
1月3日，一家人还在武汉时，张女士父亲开始就出现发烧。
这一天，湖北新华医院出现3例CT异常，我国开始向美国、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卫健委则通报，不明原因病毒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张女士当然也并未在意。第二天，一家人结束了武汉探亲之旅，回到了深圳家中。
回到深圳的当天，即1月4日，张女士母亲也开始发烧。
在家中自我吃药治疗6天后，老夫妇俩的病情并未好转。于是，1月10日，张女士父母前往港大深圳医院就诊。港大深圳医院是一家综合性公立医院，由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引入香港大学管理模式。着重强调一下，在这起事件中，因为有这幸运的一家人来到港大医院诊治，也就使得港大深圳医院发出了人传人的强烈哨音，也给终结这一场庚子国难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而这其中，最重要救治者就是最响亮的吹哨者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微生物学权威袁国勇。袁国勇团队对张女士父母的鼻咽分泌物进行检测结论是：确定为广东第一例新冠病例：
1月11日凌晨，小张父母被紧急转至深圳传染病定点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2个确诊病人送走了，但张女士一家还有4人去过武汉。港大深圳医院并未罢手，将这4人全部叫到了医院，进行排查。结果是经过港大深圳医院排查后，只有张女士女儿肺部影像正常，张女士夫妇和儿子都接近疑似，医院对这3人进行了隔离观察。
1月14日这一天，武汉卫健委依旧还在通报，尚未有明确人传人证据。
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这一个最关键的病人在深圳出现了——张女士的婆婆开始发烧，结果却被确诊为新冠感染者。但是因为此前她并未前往武汉，却被确诊感染。这就肯定了一件问题：病毒肯定人传人。
紧接着，袁国勇1月17日将临床确认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毒会通过人传人法华寺进行传播的消息向高福通过网络做了书面汇报之后，高福也把这个情况汇报了其他领导并力荐袁国勇参加到国家第三批专家组之中，这才使得专家组成员总体上达成共识公开这个病毒的高传染性。
1月20日，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记者见面会上，组长钟南山发言，确认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现象。在答记者问中，高福明确“现在看来（疫情）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专家们通常所说的动物跳到人、变异适应有限传人到最后人传人的传染病三阶段），并指出“我们的防控措施和对病毒的认识，就是和病毒做一场赛跑”。
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许树强表示，国家卫健委指导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发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
1月25日，中央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画外音————
因此，也许仅仅从工作角度来理解，高福院士及他CDC的同事们也可以算是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但是，为什么坊间针对于高福主任还有那么多的传言，有的说“人不传人是高福”；也有人说高福等对内瞒报丧失人性，为了是对外发表惊世论文骗取名利，丑化高福故意把他名字改成高蝠说成“人不传人是高蝠”；甚至还有人制造谣言说高福已经被依法制裁之类的，各种流言蜚语甚嚣尘上。应该说高福院士正是在夜以继日地负重前行的时刻却遭遇到国人的万夫所指，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今他究竟做了什么而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似乎是其中这些误解大多主要是基于一篇论文引起的，因为疫情发生以来，汉口官家在荆楚大地上发生的种种闹剧和丑陋表演，足以证明相当一部分官家冠猿麻木不仁、庸碌无能、懒政怠政及各种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民众总是要找出一两个具体的责任人来发泄怒气，而不巧的是，这篇境外文章刚好也被一些学者误读误解而在网络微博上提出了质疑。所以肇致网民不明真相地把捂汗疫情扩散的责任归结为疾控中心及其领导者高福才导致大量传言产生。
梳理武汉疫情发展过程，总是感觉到有一名一暗两条线索在呼应着玩弄一场病毒误国的游戏。现在被有些人解释称官家举动是出于内紧外松的策略，但看后果则是只有外松导致疫情大面积扩散一个侧面。如果真的有外传的某大国以搞垮中国经济形势与阻挡伟大民族复兴之路为目标的生物战争，汉口官家则是有意无意之间就成为了他们的带路党，而配合他们的很可能就有一个更高级别的策应人物一直施展了一把无形的大手配合这汉口官家忽悠大众以及北京专家；而从近些年某些专家和官家所做的一错再错的行为，都是有一万个理由不能搞破坏，他们确实都是从一万个理由之外实施了你绝对意想不到的自我破坏性行为，按照正常死亡都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综合前述那么多让人无法想象的错漏迷局一幕幕、接二连三地上演，如果真把这场疫情理解为某些发达国家有针对性地针对我大中华所设计的妄图阻止我们伟大民族复兴脚步的一场生物战争的话，那么也很有可能是有间谍或者卧底有意识地进行了错误的诱导或者布局也是大有可能的，惟其如此，也才能解释清楚那一幕幕诡异的暗黑操作的根源。也许，这就只能留待给相关部门作出缜密的侦查和排查吧。
第五回 老将钟南山说曝天机
管轶十倍起跳不言虚
高福之后，就只有轮到老将钟南山出马了。
常言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从网媒对于武汉这场疫情的报道跟踪看，能帮上钟南山的也确实有三个人值得一说，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袁国勇、高福和我们在这里一并提到的香港牛人管轶。因为管轶也一直都是钟南山院士的爱徒，没有之一。既然二人有师徒之谊，这次疫情到武汉又是先后登场，虽然在坊间获得美誉度与否的结局大相径庭，但是姑且也在这一回合里一并说起吧。
我们在回顾一下那时候这最关键一天的疫情要点：
1月20日这一天，对于捂汗瘟疫以及中国的防疫抗疫保卫战来也说是个重要结点，这一天人民日报微信号上午9:50分发了两条新闻，开始报道疫情进展，标题分别为《武汉两天新增136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北京、广东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随后，澎湃新闻也开始头条追踪报道疫情，并发布了对疫情的重要指示。从这一天开始，各媒体关于疫情的报道铺天盖地。从京城到各省已经不再是严格缝口了。
这一天晚上，大家所能够看到的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于1月20日晚间，接受了《新闻1+1》的采访；大家所不知道的却是——在此前后这位84岁的抗非典英雄四天在三个地方来回跑，为了抗击新冠疫情而奔波。
1月18日上午，正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参加会议的钟南山，突然接到了马上赶往武汉的通知。当天傍晚，他即乘高铁赶往武汉防疫最前线，在餐车车厢看完了相关材料。当天深夜抵达武汉后，钟南山先到武汉市卫健委简单听取了疫情的情况，才回到住处休息。
19日一早钟南山院士参加武汉疫情研讨会议后，他又立即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实地走访调研。
1月19日下午武汉再次出席武汉的疫情探讨会一结束，钟南山便飞往北京，从机场直接赶往国家卫健委开会，直到1月20日凌晨。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1月20日上午，钟南山院士受邀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在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人汇报疫情的最新进展后，钟南山被点名发言，并就如何遏制疫情扩散等提出具体建议。
1月20日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京召开媒体通气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防控情况，钟南山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回答了记者提问。当天晚上，央视《新闻1+1》栏目直播连线中，钟南山的身影再次出现。“新型冠状病毒可人传人，预防和控制最有效的办法是早发现、早诊断，还有治疗、隔离。”钟南山院士指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是人传人 ，95%以上都跟武汉有关系，去过武汉，从武汉来，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目前已经证实了有人传染，是在两个地区，一个在广东，一个在武汉，证实有人传染；
第三个特点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那么这三个情况以及医务人员的感染，最后证实围绕着有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因为护理各方面，14个医务人员的感染。由此，老将钟南山直接曝光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天机。
1月21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北京飞回广州，并于当天下午准时出现在了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就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答疑。
尽管自己向公众建议：“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但面对疫情，钟南山依然义无反顾。2020年1月22日钟南山再度逆行奔赴武汉。
就在钟南山代表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两赴武汉之间，他最得意学生管轶也匆匆来到武汉过了一日就又匆匆告别武汉，师徒俩失之交臂却在坊间引起了天壤之别的议论纷纷。
管轶何人？他们的师徒之谊其实早在非典之前就开始了，可以说近二十年，管轶和钟南山一直亲密合作，钟南山把管轶当做他最得意的学生，没有之一。钟南山很赏识他的学生管轶，他曾经说：“管轶很聪明，在香港是很出名的一位微生物学家，也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专家，一直在用心探索。”
1月20日管轶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直接点明了汉口官家就疫情通报反反复复坚守否认“人传人”各种前后矛盾的表述就是玩文字游戏。对管轶来说，他去武汉的目的就是在疫情发生时，去寻找病毒样本，然后拿回实验室，弄清楚病毒特征，找到能治本的方法。而这次武汉之行，可以说冒险逆行结果无功而返。
1月23日，管轶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斗胆预测了疫情的发展：“他认为武汉当时设防力度太弱、传播链不清晰、疫情难以控制，保守估计，感染规模会是SARS的10倍起跳，自己也感到很无力。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 管轶强调：武汉肺炎的疫情撞上中国最大的人口大迁徙——春运，而武汉又是“九省通衢”的中心地，疫情很可能呈现出井喷态势，财新网这篇文章很快传遍整个互联网，带来新一轮疫情警钟。
在直指汉口官家存在责任这一点上，钟南山管轶师徒同样也是惊人地一致。据管轶所说：当时整个华南海鲜市场被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不能破案。追溯病毒的动物源头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不可能随便找到一个带有病毒的动物就把它归咎是元凶，需要规模和体系等科学分析。管轶真正想批评的是，政府在清理封锁海鲜市场前，疾控中心人员为什么没有提前保存好野生动物样本？武汉那么多的医院科研机构，还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究竟在这个期间干了些什么？换言之，无论管轶还是地方机构，手上都没有动物样本了，只能推测是某些蝙蝠，比如中华菊头蝠。——其实，真正的环节在于，有关方面并不是没有保留病毒样本，而是保留了但是并不想管轶来此插上一手。
同样地，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这样证实管轶的言论：因为市场很快就关了，又没有监控，我们并没有找到具体是哪个野生动物，在他们看来， 如果能够像非典那样，确定了直接传染源就是果子狸，然后迅速隔绝和扑杀，就能防止二次传播的危险，否则传染源会一直存在。同时，因为汉口官家此种做法类似于毁尸灭迹，也就使得国内外始终无法排除此次疫情的源头是研究机构管理不善造成人祸的怀疑和诘问。
2月11日，钟南山在接受路透社的视频专访中表示，当地政府、当地卫生部门工作做得不好，他们应该负上一些责任。因为已经发现了病原，出现了小规模聚集发病，但最终并没有控制住。他还表示，应该改善疾控中心的运作方式：
“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协调合作，我们就能更早发现它，更早查明人传人的情况，”
——背景墙
据说，在2003年“非典”抗疫的关键时刻，钟南山曾经凌晨赶车去管轶楼下邀请其一同参与研讨疫情，当时正值疾病爆发期，管轶并没有推辞，而且其带领的团队也为疾病的控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管轶一个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成功确定了SARS冠状病毒及其活禽畜市场的传染源，帮助中央政府成功避免了2004年年初SARS的再次爆发。此后中国每次流感，他几乎都参与过，对中国流感防疫的贡献巨大 。
对于武汉之行所闻所见，管轶直言“这里似乎不欢迎防疫专家，不需要科学家。”“我看当地政府似乎不作为”，“我吃了不少闭门羹，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并不多。他们管理很惯性，也许认为自己更有能力。”
画外音————
①管轶这种“十倍起跳”说法也吓坏了一些人，他们或者处于利益或者说处于不满情绪与恐慌，而在网络上跳着脚开骂，在一些无良媒体与脑残者的煽动下，管轶立刻被大量网民高地站在非理性道德高地的指控下被扣上了各种不相关的帽子，包括恶意煽动、当逃兵、想出名、实验室受过处罚等等。比如 “你出发点不好，你想出名”，“你是香港的教授，立场有问题”“你逃跑，你态度不对”，“你是胆小鬼，逃兵”“你以前学术上有不厚道的地方。”
凡此种种，总之是各种主观揣测和人身攻击。
②现在很多人都日渐清楚，汉口官家的瞒骗行为和属于防控管理问题应该说是直接导致这次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主要原因。目前武汉困城中的900万武汉人民及100万外地人民，滞留在外有家不能归至今没有统计数字的被歧视的无数武汉人民，驰援湖北及武汉的4万2千多英勇战士，14亿没有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中国人民，已经精疲力竭，确实承受不起了。这就是汉口官家欺上瞒下换来的举国之痛。
而谈及某些机构的责任，这也是钟南山第一次谈及新冠疫情的责任问题，也是唯一一次，他老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地方政府发现了但没有控制住，同时，没有更好的协作，我的理解是指卫健委、疾控、地方政府、基层医院、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
而管轶的恐惧与撤退之后的疑问，也同样质证了对于汉口官家管理混乱问题。他认为武汉当时设防力度太弱、传播链不清晰、疫情难以控制……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如果说李文亮吹响了暗哨，高福吹响了官哨，袁国勇拿出了实际诊断病例来证明人传人不可隐瞒，管轶的“十倍起跳”直接是在国内外同时吹响了全球的哨音。当然，钟南山1月20日在央视直接踢爆了“未发生人传人”鬼话也等于给全民族抗疫防疫工作了一次鸣锣开道。尽管那时 管轶的“十倍起跳”似乎还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才发现其所言不虚，而且这种逐渐地蔓延到全国甚至于全球的趋势至今也令人无法想象其最终后果应该说十倍确实不止。
③管轶遭遇网络暴力声讨的事情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无数国人逻辑思考和独立判断之缺失。而探究其根源，也和这场疫情因为被隐瞒而无限扩大的根源是一致的：照见了某些机构、某些人员一直是习惯性地以追求维护和保障某种目前社会观念和思维的稳态为唯一目的和导向的管控方式则是重要原因，而这些思路的错误和独立思维能力的缺失恰恰是绝大多数悲剧发生的根源。由此也导致了讲真话、讲科学在实际社会生活之中还存在着巨大的阻力。比如在前两批的国家卫健委所派员的专家组就没有体现出这种求真求实讲科学不讲面子的精神。
而本次钟南山也是冒着巨大风险和压力，在管轶、袁国勇和高福等人的力挺之下才向国家高层和社会各界坦言这次病毒的非比寻常，可见就是说个真话也需要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听任其这种官话套话讲面子的官本位模式和文化蔓延，使得这种思维能力的匮乏集中在某个区域或某个部门，也就很难保证类似于武汉疫情的人祸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王利南1992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到深圳法制报社工作，2001年起律师执业至今。有过法院等司法部门以及为华润等大型企业法律服务等实际工作经历，发表法学著作作品近两百万字。
友情提示：有类似法律问题可直接向专业律师发布在线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