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我们通过云梦县政府、县教育局严格的考试、考核，以优异的成绩初步确定为民转公老师，却又以计划生育为名辞退的老师。
我们的整个青春奉献给了当的基础教育事业上，无怨无悔的工作，兢兢业业的育人，几十年辛辛苦苦的拼搏，顶着严重同工不同酬的压力过日子，盼着苦日子就要过去了，终于熬出来了，也想着不再被同事白眼，家人唠叨，扬眉吐气的日子就在眼前，我们喜极而泣。然而，就在我们正在对未来美好生活憧憬的时刻，县委政府给我们以违反计划生育为名义单方面将我们辞退。
毋庸置疑，我们曾经是违反了计划生育管理条例，超生了，诚恳接受了政府给了我们行政与经济上的双重处罚，超生后的五年，我们依然义务工作，没有入党提干，则用微薄的民师补贴（每月16.5元加上每年集体统筹的480元）扣除了超生罚款不够，借钱缴纳罚款。当时我们生活举步维艰，苦不堪言。况且我的计划生育问题早已结案，县计生委通过多方面调查，确认计划生育问题已经解脱，并开具了《计划生育解脱书》，只因为有民转公的一线希望，咬着牙守住了清贫，总认为最黑暗之后就会见到黎明的曙光。
如果我们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当时辞退，绝无半点怨言，却要留下我们领着说不出口的补助为社会的基础教育继续服务？若不是民转公的一线希望，谁又耐得住当时经济大潮的诱惑，守住清贫，痴迷于当时的教育？
2003年8月初，我与其他被辞退的47名教师集结在一起，集体上访县委县政府，在无果的情况下继续上访了孝感市教委、孝感市委、市政府、省教育厅、湖北省政府直至中央纪委信访局……开始长达一年的上访之旅。
由于当时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相互包庇，层层推诿，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上访者的我人力、物力、财力也耗费殆尽，身心俱疲，我们俩与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便离家外出打工。
外出打工的经历更是惨不忍睹，在这里不作赘述。
更为让人费解的是：同时因所谓计划生育问题被辞退的的多数教师，因为他们不间断上访（我在外打工，后来没有参与上访，与辞退的上访人员及本地教育部门没有联系），县政府迫于某种压力，却将这些“久闹不休”的人在2009年却又返聘上岗，工资取同等教龄公办老师工资的80%，其它福利同等享受。返聘教师退休后不止领取返聘前所缴纳的养老金养，还领取同等工龄公办教师80%的退休金，这些返聘民办教师终于迎来了春天，我们却又一次被拒